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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音乐文物考察述略 打印 E-mail

  内容提要: 2004年10月14日至12月14日,笔者有幸得到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的
资助,赴台湾台南艺术大学作为期2个月的学习考察,主要对台湾的一些馆藏音乐文物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阐述其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学术价值,以及两岸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台湾 音乐文物 交流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530(2009)04-0036-08
  作者简介:王清雷(1975-),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27)。

 

              引 言
  我国的宝岛台湾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历史与文化底蕴比较深厚。据文献记载,台湾在战国时期称为“岛夷”,汉代和三国时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琉球”。元代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管理,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
  中国在台湾设立专门的政权机构,自此开始。明万历年间(1573-1620)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16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相继侵扰台湾。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荷兰人夺取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自此沦为荷兰的殖民地。1662年(清康熙元年),郑成功收回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长达38年之久的宝岛台湾。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清政府将台湾建为行省,派刘铭传担任台湾的第一任巡抚。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台湾再次沦为外国的殖民地。1945年,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
  2004年10月14日至12月14日,笔者有幸得到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资助,赴台南艺术大学作为期2个月的学习考察。台湾的音乐文物比较丰富,但是这些音乐文物的有关资料在大陆却非常缺乏。笔者的这次考察,主要对这些音乐文物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梳理,阐述其在音乐考古学乃至整个中国音乐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以及两岸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台湾的音乐文物从台湾本地出土的文物来看,音乐文物很少;但是从馆藏品来看,台湾的音乐文物却是丰富多彩!这些馆藏音乐文物大多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故宫,一些孔庙也收藏有若干清代的祭孔乐器。
              一、乐器类音乐文物
  据初步统计,乐器类音乐文物有17种126件之多,其中吹奏乐器有埙(25件)、唢呐(2支)等;拉弦乐器有二胡(1把)等;弹拨乐器有古琴(6张)、琵琶(1件)等;打击乐器有镈(6件)、甬钟(28件)、纽钟(9件)、梵钟(3件)、铜铃(12件)、编磬(20件)、铜鼓(3面)、腰鼓(1面)、扁鼓(1面)、搏拊(5面)、拍板(2件)、铜锣(1面)等。下面择其要者而述之。
  (一)吹奏乐器
  埙,大多为泥土烧制而成。《拾遗记•卷一》中说,陶埙为庖牺氏所发明。考古发现表明,埙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沿用到今天。早期的埙大多呈蛋形,平底,顶上设吹孔,腹部开按音孔,按音孔1~7个不等。
  台北故宫所藏的骨埙(图1)即是这种形制,属殷商时期遗物。埙为骨质。开有5个按音孔,前3后2。表面阴刻饕餮纹。其外形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陶埙极其相似,但比妇好墓陶埙做工更为精美。研究与试奏表明,这种5孔埙已经是陶埙发展史上成熟时期的产品。
  图1 台北故宫藏骨埙
  唐宋时期,动物形、人头形、鬼脸形、兽头形陶埙出现很多,台北历史博物馆所藏的24件动物形陶埙(图2)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其中,22件属唐代器物,2件为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产品。在这24件陶埙中,鸟形埙22件,羊形埙1件,猪形埙1件。均为3音孔。鸟形埙的吹孔开在胸部,按音孔设在两边翅膀以下。体态较胖,翅膀短小,形态各异,非常可爱。这些陶埙的测音资料,对音乐史学家研究当时的音阶发展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图2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鸟形埙之一
  (二)弹拨乐器
  琴,又称古琴或七弦琴,是中国历史悠久、最具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的一种弹拨乐器。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不仅是文人修身养性,抒情写意的工具,还是人格、情操的象征。由于它与中国文人极为密切的关系,使得古琴在中国历史及文化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乐器的涵义。早在西周晚期,“士无故不撤琴瑟”,已成为文人的一种风尚。先秦两汉时期,琴是文人赋诗弦歌的重要工具。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绵延数千年一直不衰。
  台北历史博物馆所藏的6件古琴就是古琴实物中的代表之作。其中,北宋琴一张,名“冠古”,长117厘米;南宋琴一张,名“玉涧鸣泉”,长126厘米;明琴一张,名“响山”,长125厘米;清琴一张,名“幽兰”,长122厘米;另有2张明琴,无名,长度分别为115、121厘米。这些古琴,都是在文人的直接参与下,由著名的造琴工匠制作而成。因此,这些传世的名琴,不仅仅是一种乐器,也是一件书法、篆刻俱佳的艺术品。
  (三)打击乐器
  第一、编钟
  中国的青铜编钟是世界青铜文化中一枝绚丽夺目的奇葩。传说黄帝时期就发明了乐钟,其原始形态来源极古。《吕氏春秋•古乐》中说:黄帝时的一位乐官伶伦,奉了黄帝的命令,和大臣荣将一起“铸钟12口,以和五音”。此外,炎帝、颛顼、帝喾、尧、禹时也有关于编钟的记载。西周时期,统治者赋予钟磬类大型编悬乐器以深刻的政治内涵,形成了以钟磬为代表、严格等级化的乐悬制度①。随着乐悬制度的发展,编钟作为礼乐重器,进入其繁荣期。编钟可分为三类:镈、甬钟和纽钟。
  1、镈
  商末周初,镈逐步流行起来。它的装饰繁缛,制作精美,垂直悬挂击奏。考古发现最早的标本为江西新干大洋洲镈。此后,镈的形制被越做越大,有的重达百余千克,纹饰极其豪华。西周后期开始出现成组的编镈。台湾收藏的镈主要有如下四例:第一是能原镈,属春秋晚期遗物;第二和第三是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新郑郑公墓特镈和辉县琉璃阁特镈,时代为春秋时期;第四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晟钟。详见如下:(1)能原镈:现存2件,一件藏台湾中央博物院,另一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②镈平舞,上置蟠龙繁纽。体呈合瓦形。铣棱斜直,于口齐平。以绳纹框隔枚、篆、钲区。篆带、正鼓部均饰蟠虺纹。螺旋形枚分2区,每区3排,每排3枚,共36枚。有铭文60字。(2)新郑郑公大墓镈:1923年秋出土于河南新郑县李家楼郑公大墓,共计4件。这批编钟出土后即被分散收藏,由于历史原因几经辗转,个别编钟的去向一直不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载:“今河南省博物馆藏特镈1件,甬钟6件。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特镈1件,台北历史博物馆藏特镈1件,尚有部分钟镈未知去向。”③今据笔者考查,4件镈分藏于两岸四地:河南博物院藏1件、北京故宫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收藏1件④、台北历史博物馆藏1件⑤。4件镈中,北京故宫藏镈通高108.0厘米,为第一件;台北历史博物馆藏镈通高95.0厘米,为第二件;河南博物院藏镈通高93.5厘米,为第三件;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镈通高85.5厘米,为最后一件。台北历史博物馆藏镈(图3)与其余三件形制纹饰相同。保存完好。青铜质。平舞,舞上置由5条夔龙组成的镂空繁纽。体呈合瓦形,枚、篆、钲区以阳线弦纹界隔。螺旋形枚分2区,每区3排,每排3枚,共36枚。两铣中部稍微外弧,于口齐平。舞部、篆带及正鼓部均饰蟠螭纹。无铭文。
  图3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新郑郑公墓特镈
  (3)辉县琉璃阁甲墓特镈:1936年秋出土于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共计4件,同出编镈9件,分藏于两岸四地:台北历史博物馆藏镈1件,河南博物院藏镈1件、编镈8件,北京故宫藏特镈3件。⑥据笔者考察,台北历史博物馆所藏镈应该是9件编镈之一,而非特镈。因为特镈共计4件,故宫藏3件,分别是第1、2、3件⑦,河南省博物院藏特镈一件,是最小的一件。⑧编镈全套为9件,河南省博物馆“现收藏的只有8件。据全套镈尺寸大小及重量排列来看,所缺可能为第6件。”⑨这8件镈通高(从大到小)分别为:35.5、34.5、31.5(残)、29.0(残)、28.8、25.5、23.0、21.5厘米。台北所藏镈通高为26.3厘米,正好是第6件。该镈保存完好(图4)。青铜质。平舞,上置繁纽,由2条蟠龙组成。体呈合瓦形,枚、篆、钲区以阳线弦纹界隔。螺旋形枚分2区,每区3排,每排3枚,共36枚。铣棱斜直,于口齐平。舞部、篆带及正鼓部均饰夔龙纹。无铭文。
  (4)大晟钟:3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据考证,大晟钟系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所定大晟乐用钟,为掌管雅乐及鼓吹乐的宫廷音乐机构“大晟府”所造。大晟钟的器形按当时端州(今广西高要)出土的春秋宋公成钟模铸而成。宋公成钟为端州贡物之一,上有“端”、“宋”二字。因徽宗原以端王继承帝位,以为此二字是其当皇帝的征兆,于是以此钟为标准,铸造了大晟编钟。宣和七年(1125)12月金兵南下,大晟府遂罢,部分大晟乐器亦遭劫掠,为金人所用。其后金人用于郊庙社稷时,为避金太宗完颜晟讳,曾用黄纸将钟上“晟”字封盖。至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刮去钟上原款,改刻“大和”。李幼平先生对大晟钟有系统研究。他指出,目前海内外的大晟钟至少有25件,其中台湾故宫藏有2件:“大和•夷则”和“□□•蕤宾”。据笔者此次考察,还有一件是“大晟•姑洗中声”(图5)。此件大晟钟基本保存完整。但锈蚀已甚,很多地方出现裂纹,应该经过多次修补。平舞,上置对称式透雕扁体双龙繁纽。体呈合瓦形,较浑圆,于口齐平。螺旋形枚36个,枚、篆间以阳线界隔。钲部的正面铭“大晟”二字,背面铭“姑洗中声”四字。细部纹饰已经漫漶不清。据记载,大晟钟总数为12套,每套有正声12件、中声12件(各合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冼、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十二律)及清声4件(合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律),共28件,以应二十八宿。该器自铭“姑洗中声”,当为中声12件中的第5件。当时所铸大晟钟数量较多,但留传下来的却很少,见于著录及存世的不到30件。所以,此件“大晟•姑洗中声”钟非常珍贵。
  图4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琉璃阁甲墓编镈之一
  图5 台北故宫藏大晟•姑洗中声钟
  2、甬钟
  甬钟是产生于西周初期的重要乐悬。在中国的青铜钟类乐器中,甬钟所达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就最高。其主要的形制特征是舞面正中置一带锥度的柱状甬把。台湾收藏的甬钟较多,主要有以下几例:宗周钟、闻喜晋国子范编钟(15件)、者减钟(2件)、新郑郑公大墓编甬钟(3件)、郘钟和辉县琉璃阁甲墓编甬钟(4件),下面分别介绍。
  (1)宗周钟:1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西周晚期厉王自铸之器,用以祭祀宗庙,追孝先人的礼乐重器。钟保存完好,青铜质。铸造精良,体量较大。平舞,上置圆柱形空甬,有旋有斡。腔体呈合瓦形,于口弧曲上收。二节圆柱形枚36个。旋、舞部均饰云纹,篆间饰双头龙纹,正鼓部饰一对凤鸟纹。钲部有铭文,记录了厉王率兵亲征东南淮夷,使26邦进贡臣服的英勇事迹。宗周钟是一件罕见的周天子自作器,为研究西周甬钟的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闻喜晋国子范编甬钟:共计一套16件,为山西省闻喜县被盗古墓中所出,属春秋时期遗物。1994年流往台湾、香港等地。其中12件为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3件由台湾收藏家陈鸿荣先生收藏,1件为香港人士收藏,但具体收藏者不明。该套编钟分为两组,台湾故宫所藏为完整的一组,以及另一组的5、6、7、8号钟。子范编钟的出土,为了解晋文公时代的历史及乐悬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3)者减钟:乾隆二十六年(1761)江西临江(今清江)出土。据记载共11件,现存5件,分别藏于台湾中央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日本松岗美术馆。据铭文定为春秋时期吴国器。钟甬为圆柱形,由甬根至甬端逐渐内收,较为粗大。平舞。体呈合瓦形,较为短阔。铣棱微带弧曲。于口上收,弧曲较小。二节圆台形枚36个。甬、舞、篆以及正鼓部均饰蟠龙纹,细部装饰云纹及雷纹。
  (4)新郑郑公大墓编甬钟:1923年秋出土于河南新郑县李家楼郑公大墓。共计19件,分别藏于河南博物院藏(6件)、中国历史博物馆(10件)、台北历史博物馆(3件)。台北3件甬钟应与河南的6件为一组,共计9件。因为发表的资料中这3件甬钟的尺寸有误,故无法明确判断其在整组编钟的位置。但是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10件甬钟的形制数据可以推测,台北3件甬钟应为这组甬钟的最后3件,即第7、8、9件。3件甬钟(图6)保存完整,有的锈蚀较重,形制纹饰相同。平舞,上置圆柱形甬,较短,旋斡俱全。体作合瓦形,铣棱斜直,于口弧曲。舞部、篆间、旋及正鼓部均饰蟠螭纹。圆柱形枚36个。无铭文。
  图6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新郑郑公墓甬钟之一
  (5)郘钟:19世纪下半叶出土于今山西万荣县后土祠附近,其时代为春秋晚期。从目前资料来看,传世郘钟应有13件。其中,上海博物馆藏10件,台湾中央博物院藏1件,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1件,还有1件不知下落。按钟的大小次序排列,台湾、英国及不知下落的3件钟应分别为第3、第5和第10钟。台湾所藏郘钟与另外几件造型相同。平舞,上置圆柱形甬,封衡,锥度较大。体呈合瓦形。铣棱斜直,于口弧曲较大。二节圆台形枚36个。甬饰三角雷纹及蟠龙纹,舞饰蟠龙纹,篆带饰雷纹,正鼓部饰夔龙纹。有铭文。
  (6)辉县琉璃阁甲墓编甬钟:1936年秋出土于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共计8件。由于历史原因,这批乐器与郑公墓乐器一样,出土后被分散收藏,有些乐器的去向至今不清。《瑰宝重现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器物图集》中指出,8件甬钟分藏于两地:深圳博物馆(4件)、台北历史博物馆(4件)。今据考察,8件甬钟当中除了4件藏台北历史博物馆外,其余4件应该藏于河南省博物馆,而不是深圳博物馆。这4件甬钟有可能曾经藏于深圳博物馆,至于何时拨交到河南省博物馆,尚需进一步考证。台北所藏4件甬钟的尺寸(从大到小)分别为:44.5、42.5、39.0、38.3厘米。河南所藏4件甬钟的尺寸(从大到小)分别为:35.0、32.0(残)、29.3、27.3厘米。显然,台北4件甬钟是这组编钟中的前4件。甬钟保存完整(图7),其中一件锈饰较甚。编甬钟均青铜质。平舞,上置圆柱形粗甬,甬端较细,根部较粗,旋、斡俱全。体作合瓦形,铣棱微弧。于口弧曲较大。篆、舞及甬部均饰较细的蟠螭纹,鼓部饰两组对称的象首纹。圆柱形枚较高,共36个。钟壁较厚,钟腔内有调音锉磨痕迹。无铭文。需要指出的是,从4件甬钟的形制,如甬、旋、枚等细部来看,其中锈饰较甚的那件甬钟似乎不是此组成员(图8)。究竟是因为锈蚀较重导致变形,还是其他原因,有待考证。
  图7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琉璃阁甲墓甬钟之一
  图8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琉璃阁甲墓甬钟之二
  3、纽钟
  西周末期,编钟中的另一位成员———纽钟产生。与镈相比,其体量要小得多。纽钟的旋律性能较好,多见为9件一组,有的纽钟可以演奏完整的七声音阶和简单的旋宫转调。台北故宫收藏的一套编纽钟就是其中的代表,其编列恰好就是9件。编钟保存完好(图9),少数锈蚀较甚,表面有绿锈覆盖。平舞,上置环纽。体合瓦形,于口弧曲上收。涡纹枚36个。需要指出的是,其钟架是仿曾侯乙编磬磬架之形。
  图9 台北故宫藏编纽钟局部
  第二、鼓
  鼓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乐器之一。一些民族音乐学家研究发现,一些狩猎民族除了鼓之外,尚不知道还有别的乐器。鼓的形制多样,仅据中国先秦文献的记载,鼓的名称就多达好几十种。从目前所见的出土实物来看,鼓类乐器也是品种繁多。台湾收藏的鼓主要有如下两例:
  1、腰鼓
  腰鼓历史悠久,种类较多,是一种少有的有实物传世或出土的打击乐器。其形制特征为细腰,鼓腔形状象两个碗底对接而成,两端蒙皮,以绳收束,使皮膜绷紧敲击发音,也有将皮膜粘在鼓框之上的。其演奏方式是将腰鼓系于腰间,或者置于面前,用手拍击或杖击发声。唐代的细腰鼓,在壁画和石刻上比较常见,而实物发现较少,台北历史博物馆所藏红陶腰鼓即是一件重要的标本。此件腰鼓保存完好(图10)。制作规整,通长51.1厘米。鼓身两端粗圆,中间腰细,内空。外壁饰阳线弦纹七道。表面无釉。目前所见腰鼓的实物,只有北京故宫藏黑釉蓝斑腰鼓、甘肃黑釉彩斑瓷腰鼓、河南沁阳张庄细腰鼓、河南鲁山段店花瓷细腰鼓、陕西西安大明宫瓷腰鼓、日本奈良正仓院藏瓷腰鼓7例。此件红陶腰鼓的发现,对唐代腰鼓的研究又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实物资料。
  图10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红陶腰鼓
  2、扁鼓
  扁鼓也是鼓类乐器家族中的一位重要成员,因其形制较扁而得名。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清代扁鼓即是此类乐器少见的实物标本之一。清代乐器以制造精美,做工考究著称,从此件扁鼓上可见一斑。扁鼓形圆体扁(图11)。鼓腔木质,上面蒙皮,用铆钉固定二周。鼓腔上彩绘雷纹,鼓面中间彩绘双龙戏珠纹,部分剥落。直径32厘米,通高8厘米。清代乐器所见较多,但是扁鼓极为少见,弥足珍贵。图11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扁鼓
              二、图像类音乐文物
  除了以上这些乐器类音乐文物以外,台北故宫和历史博物馆等地还藏有丰富的图像类音乐文物,如乐舞俑、绘画、石刻、器皿饰绘等等。商周时期,中国尚处于奴隶制时代。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死后,需用许多活人来为他们殉葬。入秦以后,用活人殉葬的制度基本上得到废除,秦始皇陵出土的大量兵马俑即是明证,这是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在客观上,古代殉葬制度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习俗,地下出土的千姿百态的历代乐舞俑人,无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墓葬文化,为我们今天的音乐研究留下了重要的图像资料。尤其是汉代乐舞百戏的盛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乐舞百戏俑。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的11件乐舞俑,堪与著名的四川天回山击鼓说唱俑相比美,称得上是众多乐舞俑中的经典之作。其中的4件俳优俑尤具特色(图12),属于一种古代杂技、滑稽戏的造型。从面部来看,似为胡人,均大腹如鼓,或手舞足蹈,或放声高歌,或神情木呐,或挤眉弄眼。神态诙谐,动作夸张,形态各异,刻划生动。隋唐五代又是一个俑人殉葬之风盛行的时期。考古发现的隋唐乐舞俑数量很多,而且风格上自成体系,历史博物馆即收藏有8件唐代骑乐俑。这些乐俑(图13)均头戴高冠,骑于马上。所奏乐器有筚篥、排箫、琵琶、鸡娄鼓等,演奏姿势各有不同。其乐器的形制、组合,乐人的服饰、发式、造型、神情、演奏姿态等均有时代特色,为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图像资料。
  另外,台北故宫所藏的三件丝织艺术品亦颇有音乐考古学价值。第一件是三星图(图14),系刺绣作品,属五代时期。尺寸为194.3×111.2厘米。画面绣人物鸟兽、花草树木,风格古拙。画面上部三星列坐,中间有6位乐伎,身着衣服华丽。其中5位奏乐,1位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彩带飘飘,婀娜多姿。所持乐器分别为拍板、挎鼓、琵琶、横笛、腰鼓。尤其是琵琶特征尤为明显,曲项及四个弦轴清晰可见,为曲项琵琶无疑!奏乐者左手按弦,右手持大拨子弹奏,时代特征浓郁。第二件为上元婴戏图(图15),系宋代缂丝作品。画面上儿童三五成群,或游戏、或读书、或放风筝,最引人注目是奏乐图。奏乐者计5人,所持乐器分别为梆子、管子、横笛、板鼓、小钹。板鼓是一种高音打击乐器,可能来源于唐代的“羯鼓”,用两根藤或竹制鼓棒敲击。有关板鼓的考古资料十分罕见,此幅作品对研究板鼓的发展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三件为群仙献寿图(图16),也属于宋代的缂丝作品。图面绣仙山瀛海,群仙云集。画面最上方有一仙女驾凤而来,旁边有一持扇侍女,前方一组女乐作为先导。女乐共4人,所持乐器分别为笙、横笛、琵琶、五音锣。
  图12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俳优俑之一
  图13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唐代排箫乐俑
  图14 台北故宫藏三星图局部
  图15 台北故宫藏上元婴戏图局部
  图16 台北故宫藏群仙献寿图局部
              结 语
  由于这仅是一次初步考察,加之时间较短,对一些文博单位的馆藏音乐文物普查尚不够彻底,故疏漏在所难免。同时,受一些条件所限,一些文物的相关资料采集尚不够全面,将来还需进一步完善。
近几年,两岸的学术交流呈日益频繁的趋势,但是要到台湾开展交流和考察研究,手续还是非常的复杂,限制条件也较多,希望以后能够改善。如果两岸的软件和硬件资源能做到最大程度的共享,相信对两岸的音乐文化研究与发展一定会起到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在此次赴台考察过程中,我得到了海峡两岸诸多领导、老师和朋友的悉心关怀和热情帮助。
  在此,我向所有在这次交流考察中给予我热情帮助的领导、老师、朋友,特别是郑德渊教授和王子初研究员,以及给予我资助的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均表示深深的谢意!
                                [责任编辑:吴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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