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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科学史学之开创及早期研究 打印 E-mail

  摘要:台湾科学史学开创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其开创与“新考据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台湾早期的科学史研究由于自身研究方法理念和社会环境等内外因素制约,其研究成果和影响有限。但台湾科学史学的开创及其早期研究是台湾科学史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对人们了解台湾科学史学的历史全貌有重要意义,其作用不可低估。而早期科学史学者的研究风格和治学态度对后学也有很大影响,功不可没。
  关键词:台湾;科学史学;开创
  中图分类号:N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447(2009)04-0055-03 台湾科学史学之开创及早期研究


  由于政治原因,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入迁台湾。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如李乔苹、董作宾、高平子、严耕望、周法高、石璋如、劳干、方豪、钱穆等人在从事本专业研究之余,涉足科学史研究的领域,取得一定的成果,从而开创了台湾的科学史学。
  一、“新考据史学”与台湾科学史学的开创
  20世纪50、60年代,在台湾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是从大陆迁去的“新考据史学”。这个以胡适、傅斯年为领袖的历史学派,其治史的方法就是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观察、实验、比较)对史料进行考订、辨证,在排比史料中澄清历史事实;同时针对历史研究的是已经消逝的历史现象这一不同自然科学的特点,强调从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出发,考察社会历史现象的先后发生和延续性。这个学派的著名纲领就是傅斯年所言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台湾早期的科学史研究也深受这些治史的思想和方法的影响。[1]
  更有甚者,在台湾早期科学史研究工作中颇有成就的几位学者,如董作宾、李济等人本身就是“新考据学派”的中坚人物;而石璋如、严耕望、周法高、全汉升、劳干等人,都是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鼎盛时期(1927-1937)收罗进来的人才,这些由傅斯年收罗的人才“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2]又如方豪,其治史也以考据见长,恐怕这与其师承陈垣(新考据学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不无关系。可见,台湾早期科学史研究学者本身与“新考据学”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以“新考据史学”作为他们研究科学史的指导理论和研究手段也就理所必至了。
  事实上,在早期的研究成果中也不难看出这种倾向,如张秉权的《卜辞甲申月食考》(1946);董作宾的《大龟四版之四卜旬版年代订———殷历谱闰谱三武丁五十年改为闰谱一小乙三年》(1951)、《西周年历谱》(1952)、《殷代的纪日法》(1953)等;方豪的《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学物理学与火器入华考略》(1953)、《嘉庆前西洋建筑流传中国史略》(1953)等;严一萍的《卜辞葵未月食辨》(1946)、《殷历谱“旬谱”补》(1951)、《中国医学之起源考略》(1951)等;高平子的《汉简式日历释义》(1954)等;袁宸的《中国名瓷窑考》(1952)[3]等;于景让的《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棉”项笺释(上、中、下)》(1954),等等[4]。毋庸置疑,正是在“新考据史学”的主导下,在台早期学者开始了科学史研究,从而开创了台湾的科学史学事业。无论“新考据史学”以后的命运如何,人们都不能忘记它对台湾科学史学事业曾经有过的贡献。
  二、台湾早期科学史学概况
  20世纪50、60年代,在台湾研究科学史的学者相当少,没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团体。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多是学者们业余的爱好且是单枪匹马的进行。而且,迁台之后学者们的处境相当的困难。一是经济上极为拮据,可供研究的经费少得可怜。“据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包括全体员工在内的经常费,每月仅新台币两万陆千元”,那就更不用说,能有多少经费可用于研究了;二是政治上的高压政策,使得学术处于一种极不自由的状态。三是迁台后大量的文献资料得不到妥善安置,影响研究的正常进行。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后局促在杨梅镇的一个车站仓库内,搬过去的书籍、文物、材料装箱堆积在一起,无处上架。[1]加之这一时期学者们大都要去兼职以维持生计,可用于专业研究上的时间甚少,更不用说能花多大心思去研究他们的业余爱好———科学史了。这一时期台湾科学史学也没有专门性的研究刊物,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类的报刊杂志中,就期刊类而言,就有《大陆杂志》、《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湾风物》、《文史哲学报》、、《中国水产》、《新亚学报》、《农林学报》、《民主评论》、《台湾银行季刊》、《学术季刊》、《中美月刊》、《中国经济》、《科学教育》、《科学农业》、《地理与产业》、《清华学报》等等,其中以《大陆杂志》最为著名,在这一时期刊载了大部分的科学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其次是《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刊》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也刊载了不少的科学史学论文。
  由于受“新考据史学”的影响,学者们研究科学史的理论与手段较单调,主要从事科学史的“内史”的研究工作,即整理与考订的工作。学者们很少涉足“内史”以外的研究。由于学者们几乎是处于封闭的状态下进行自发的科学史研究,与岛外学者的交流甚少,所以这一时期能引起较大反响的科学史学成果几乎没有。从各学科史的研究状况看,对天文学史、地学史、农学史以及技术史的研究较多,尤其是对天文学史的研究最为活跃。而对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医学史、生物学史、中医学史的研究较为薄弱,尤以对生物学史的研究为甚。当然,出现这样状况的原因,固然与学者的研究兴趣与能力有关,如董作宾、高平子等人在入台之前对天文学史的研究已具颇深的造诣,入台后的对这个方面的研究自然是驾轻就熟了。但是归根到底的说,这与史学研究人员的理念有关,在“新考据史学”的主导下进行的科学史研究,一旦遇到史料的贫乏,或是难以发掘古史新材料的问题,就是一个致命伤。而恰恰由大陆迁去台湾的文献资料毕竟是有限的,这不能不影响台湾早期科学史研究进展。一般说来,当时可供研究史料的多与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者对相关学科研究的“热”与“冷”,对科学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尽管当时学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当恶劣,没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机制,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不见得先进,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见下文“台湾早期科学史学论著举隅”)。而且在科学史学的一些领域,产生了一批领军人物,如李乔萍等之于化学史研究;董作宾、高平子、严一萍、王萍等之于天文学史研究;徐玉虎、程正祥等之于地学史研究;于景让、曲直生等之于农学史研究;李济、万家保、岳慎礼等之于冶铸史与金属史研究;石璋如等之于建筑史研究;方豪等之于中外科技交流史研究,等等。最为重要的是,早期的研究为后世的深入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早期研究者注重史料考证的风格也形成一种传统为后人所继承。正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才有了后来台湾科学史学发展的新局面。另外,这一时期台湾科学史研究的两个现象,很值得关注。一是“不要随意附和他人”。[5]在台湾早期科学史学界与岛外学者屈指可数的交流中,其中一次就是对日本著名中国科学史研究专家薮内清的论战。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严一萍、高平子等人对薮内清“殷历谱”研究的质疑,并发表专文与之进行辩论,如严一萍的《正日本薮内清氏对殷历的误解兼辨“至日”》(1952)、高平子的《答薮内清氏“关于殷历的两三个问题”》(1957)等。暂且不论谁是谁非的问题,就其挑战权威的勇气而言,足以让人心生敬佩。这不禁令人想起二、三十年后台湾科学史学界对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若干观点的非难。如果说“不要随意附和他人”是台湾科学史学界的一贯作风的话,那么其萌芽则可追溯到台湾科学史学开创之初的那场“殷历谱”之争。二是从这一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对台湾地区科学史的研究,如梁闰生的《光复以前台湾之水产业》(1951);曹永和的《明代台湾渔业志略(上、下)》(1953);陈国钧的《雅美族的历》(1955);陈正祥的《台湾地图之演进》(1958)、《诸罗县志的地理学评价》(1959)、《噶玛兰厅志的地理学评价》(1961)、《淡水厅志的地理学评价》(1962);献生的《日据时代台湾米谷农业之技术开发》(1957);李惠林的《台湾植物之历史的连系》(1955);林衡立的《雅美历置闰法》(1962),等等[3]。这些研究在特定的背景下,还有其更深层次的意义。1949年以后,国民党虽独据孤岛,但仍时时不忘反攻大陆,仍以“正统中国”代表自居。受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些台独分子也不敢在岛上宣传其主张,只能跑到海外。岛上的台湾史研究(包括台湾地区科学史研究),对巩固人们“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思想有一定的积极作用。[6]
  三、台湾早期科学史学著作举隅
  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至60年代末,虽说在台从事或涉足科学史研究的学者很少,所发表的论著也为数不多,但限于篇幅,也不便在本文一一罗列。故仅摘取一些主要著作做简要介绍以加深对台湾早期科学史学概况的了解。
  关于科学史的综合研究。这时期的著作主要有薮内清等著的,苏芗雨等译的《天工开物之研究》,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46;《中国科学史论文集》,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1958等。关于数学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张鹏飞、徐天游编著的《数学发达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9;李俨的《中国古代数学简史》,台北:九章出版社,年代不详。关于化学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李乔苹的《中国化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5等。关于天文学史著作主要有严一萍的《续殷历谱》,台北:艺文出版社,1955;许倬云的《殷历谱气朔新证举例》,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王萍的《西方历算学之输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高平子的《史记天官今译》,1965[5];高平子的《学历散论》,台北: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1969等。关于地学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张兴唐的《史记汉书匈奴地名今释》,台北:国防研究院,1963;程发轫的《春秋左氏传地名图考》,1967等。关于农学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黄乃隆编著的《中国农业发展史———古代之部》,台北:正中书局,1963等。关于技术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王洸的《中国航业史》,台北:海运出版社,1955;包遵彭的《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1;凌纯声的《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63;李济、万家保《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4;张克明的《殷周青铜器求真》,台北:台北市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5;(美)卡特著,胡志伟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等。[3]
  这一时期,李书华、饶宗颐等旅外学者也在台湾地区发表自己的科学史研究的论著,影响较大,对台湾科学史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李书华有关中国的指南针、中国纸的起源与传播、中国的印刷术等方面的研究论著,其中论文主要有《指南针的起源》(1953)、《唐代以前有无雕版印刷》(1957)、《印刷发明的时期问题》(1959)、《五代时期的印刷》(1961)、《唐代后期的印刷》(1962)等;著作主要有《造纸的传播及古纸的发现》,台北: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0;《纸的起源》,台北:大陆杂志社,1969等。另外,一些岛内学者的研究论著也偶尔在其他地区发表或出版,如董作宾的《中国年历总谱》,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60。[3]
  或是因为年代的久远,或是由于文献资料所限,世人对台湾早期的科学史学情况很少提及,更不用说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是令人遗憾的。台湾科学史学的开创及其早期研究是台湾科学史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对我们了解其全貌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外,台湾早期学者在极其恶劣的社会条件下,仍坚持科学史研究并取得相应的成果,其志可嘉,而且他们的研究风格和治学态度对后学也有很大影响,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李源涛.台湾地区社会科学史学兴起的背景分析[J].历史教学问题,1996,(3):33.
[2]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J].历史研究,2000,(4):145.
[3]姜丽蓉.中国科学技术史.论著索引卷[M].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4]潘吉星.台湾期刊中有关中国农史论文索引(1948-1968)[J].农业考古,1983,(2):327.
[5]席泽宗.台湾省的我国科技史研究[A]..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席泽宗院士自选集[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隋丕宁.论方豪对台湾史的研究[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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